开国上将陈士榘有一个非常响亮的称号——“陈参座”启运配资，这源于他自抗战时期起，便一直担任主力部队的参谋长一职，成为军中不可或缺的“军师”。
他的参谋长生涯起点是在八路军115师343旅，但实际上343旅的首任参谋长并不是他，而是另一位开国中将孙毅。两人是在平型关大捷之后进行了职位互换。
通常，临阵换将往往会带来一定的风险和混乱，但陈士榘与孙毅这次调换却恰恰相反，反而使两人找到了更适合自己的岗位，随后都发挥了更大的作用。
不过，这次调换到底是谁提出的？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考量呢？
一、两人专长本就各异
孙毅出身西北军，曾被选派进入河南陆军学校进修，曾任26路军中校参谋。宁都起义后，他随部队加入红军，出任红五军团41师参谋长。
随后孙毅陆续担任过40师参谋长、38师参谋长、红一方面军教导师参谋长，以及红一军团副参谋长兼参谋长等职务，因此启运配资他最初被中央派到八路军115师343旅担任参谋长，也算是人岗相符。
不过孙毅毕竟是正规军校毕业的“学院派”，理论知识扎实。除参谋工作外，他还经常兼任军事教育职务。
展开剩余82%比如，他曾是瑞金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教员启运配资，红三军团教导大队大队长，红一军团司令部教育科科长，以及红一军团随营学校校长等。很多时候，他肩负着参谋和教育双重任务，对军事教育有着独到的见解和深厚的兴趣。
相比之下，陈士榘作为秋收起义时期的老革命，长期活跃在前线，历经多次战斗洗礼。到达陕北后，虽曾短暂担任红30军代理军长，但不久便调任红一军团随营学校校长。
客观来说，陈士榘虽然能够胜任军事教学，但他更热衷且擅长的是直接参与战场指挥。
他凭借丰富的实战经验，能够灵活应对复杂战况，但若要他系统讲授军事理论，则显得不够得心应手。让他冲锋陷阵，显然比讲授课程更符合他的天赋。
抗日战争爆发后，红一军团大部分被改编为八路军115师343旅，原红一军团参谋长孙毅自然担任343旅参谋长，而随营学校校长陈士榘则任教导大队大队长。
这样的安排本无不妥，假以时日，陈士榘和孙毅都有可能在各自岗位发挥光芒。但平型关大捷后不久，115师进行了分兵。
林彪率领主力南下吕梁开辟根据地，聂荣臻则带领少部分人马留守五台山发展力量。两支队伍所处环境和任务各有不同：主力部队面临激烈作战，留守部队则需深耕敌后，壮大力量。
在此情形下，陈士榘和孙毅在原岗位上均显得有些不合适。偏学术型的孙毅直接带队打仗，锐气不足；而实战型的陈士榘负责教学，和学员们反倒难以磨合。
敏锐的聂荣臻察觉到了两人优劣互补，遂向上级提议对调两人启运配资，令陈士榘随林彪投入战斗，孙毅留守负责干部培养和基地建设。
该建议很快获批，陈士榘和孙毅由此开启了截然不同的军旅生涯。
二、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
115师分兵后，聂荣臻希望在晋察冀迅速树立八路军威名，最紧缺的资源是什么？无疑是干部。
有了干部，就相当于播下了种子，干部们扎根各地，就能开花结果，扩展力量。在军队中，首长是战略决策的“大脑”，而干部们则是“骨干”。
首长定方针，干部执行命令，后续发展壮大的新兵力就是血肉支撑，军队便能持续成长。
此次分兵时，115师大多数干部随主力南下，晋察冀急需培养新的中坚力量。孙毅在军事教育方面显然更胜一筹，这也是聂荣臻希望对调的关键因素。
孙毅不负所托，调入教导大队后充分发挥所长，迅速编写出符合部队实际的教材，积极推动晋察冀军政干校的创立。三期干校共培养了1600余名干部。
这些干部分散在敌后各地，在各岗位发挥关键作用，为晋察冀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。
若无孙毅的努力，晋察冀极可能陷入干部荒的困境，因此即使他不在前线作战，贡献依然卓著。1942年，他还获得了抗大总校一等奖的殊荣。
随着晋察冀局势稳定，干校运作成熟，孙毅被委以重任，先后任晋察冀第三军分区司令员、冀中军区司令员、晋察冀第七纵队司令员、华北军区补训兵团司令员等职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组织依旧认可孙毅在军事教育方面的才能，先后安排他担任华北陆军军官学校校长、解放军第六步兵学校校长、总参军训部副部长。这次调动可谓精准定位。
另一边，陈士榘随主力南下后，迅速进入战斗状态。在广阳战斗中，他配合343旅旅长陈光指挥部队伏击，成功歼灭千余名日军。对陈士榘来说，前线战斗才是他的理想之地。
之后，他率部挺进晋西，担任晋西支队司令员，经过一年的战斗，局势趋稳，随后调往山东与主力会师，出任115师参谋长。
从343旅参谋长到115师参谋长，再到新四军兼任山东军区参谋长、华东野战军参谋长，陈士榘“参座”的名号响彻华东大地。
如果没有那次对调，陈士榘可能长时间滞留后方，失去随115师入鲁的机会，人生轨迹将完全不同。
因此，战争中的许多决定，虽然表面上似乎犯了兵家忌讳，实则基于当时实际需求。聂荣臻的用人智慧，不仅成就了两位将军，也推动了历史进程的演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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